《艰难的变革》 邵宁

与国有企业结缘是在硕士期间，当时是在地方政府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框架下，研究银行信贷与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博士初期，北京雾霾持续爆表，于是开始关注国有企业是否在环境保护方面能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再后来进入社会，有幸一直围绕央企从事改革咨询和资本运作的工作，这么算下来也研究了十几年国有企业。

可能与我开始关注的时点有关，在我的印象里央企一直都是国之重器、大国脊梁般的存在，围绕国企的讨论一般都是“国进民退”这种担心国有企业太大挤占民营企业空间的论调。但接触了这本书之后，才了解到国有企业一路以来的艰辛历程。书中提到，一开始我国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按计划生产灵，按市场竞争就不灵了。所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普遍出现了水土不服，表现为普遍体制僵化、经营亏损、人浮于事，毫无市场竞争力可言。当时国有企业纷纷成为各部委、各地政府避之唯恐不及的心头大患，与当前各地政府大张旗鼓欢迎央企落地投资的态度截然相反，然而这过去了仅仅二十几年。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都是我国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但当时多头管理、权责利不清的国有资本管理格局让国企改革之路举步维艰。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在国资委成立之前，对某中央企业有正式管理权限的部委就有8个之多，而各部委之间的协调工作又非常复杂，虽不至于互相拆台，但要达成力出一孔、共促改革的局面极其困难。等到国有企业有问题要处理时，互相推诿都不想出头；但当企业经营好转时，又都想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力所能及地多分一杯羹。作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九龙治水”式监管困局，权责利不清导致国有企业管理“有福同享，有难不当”。

为此，党的十六大提出“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即所谓“三结合、三统一”，在此指导下国资委于2003年正式成立，国资委将分散在各部委的国企监管权力集中过来，同时自身也成为了国有资本监管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责任人。这样，中央就知道国有企业改革“搞得好该表扬谁、搞得不好该批评谁了”。

但国资委接手时的国有企业当时也是一堆烂摊子，帮助国有企业改革脱困是成立之初工作的重中之重。诸如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企业破产、人员安置、企业办社会职能移交等工作，无不触动了企业职工、地方政府和国家财政的利益，但国资委也深刻认识到，不碰既得利益、不动存量已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当时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不幸中的万幸是，国资委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多头管理和跨部门协作的问题，因为当时国有企业普遍搞得不好，所以各部委交权的时候也都比较痛快，使得国资委有能力从系统化的角度探索问题的解决方案。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国企改革不但普遍实现了扭亏脱困，而且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顶梁柱和压舱石，2003—2024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8.3万亿元增长到90万亿元，利润总额从0.3万亿元增长到2.6万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到81.2万元/人。

不过改革之路道阻且长，邵宁也指出当前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政企分离不彻底、市场化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且随着国有企业发展持续向好，其他部委涉足国有企业监管的多头管理问题又有抬头之势。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远未完成，国有企业的有效监管模式仍在摸索之中。但令人感触颇深的是，一直以来国资委难得地能够顶着中央和社会的巨大改革压力，坚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来进行改革探索，“不教条、不争论”，以问题为导向务实地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工作。虽然不可避免地也会走一些弯路，但国有企业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与这种务实的改革精神密不可分。

在进一步改革建议方面，他在书中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筛选作用，切断财政和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补助关系，对政策性亏损的保障性企业要有严格的核算，补贴要接受社会监督；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如果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也要破产清算。同时，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资监管机构也要不断提高自身对现代产业布局和企业管理的专业化建设，既要跟企业能够同频共振，又要前瞻性地引导企业发展，不然官员型的监管人员只会拖企业发展的后腿。最后，国有企业监管仍要严防“九龙治水”式的多头管理问题，持续深化“三结合、三统一”的集中管理体制，做好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责任人。

**本书作者简介：**邵宁，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原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首席顾问。